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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百年变局与中国之变
2020年02月04日 09:56 来源:《理论探讨》2020年第1期 作者:杨鲁慧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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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鲁慧,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东北亚研究会会长

  

  百年大变局是对当今世界局势的高度概括和客观研判,其内涵丰富蕴意深刻,揭示了现实世界的未来趋向以及不确定性。乱局与变局、端倪与趋势、现象与本质,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只要我们抓住并理清贯穿影响始终、带有全局性与结构性和基本主线脉络的变局要素和内在规律,就可为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时间与空间结合的宏观解读。百年大变局的核心要素是东西方格局的重心之变、全球治理的规则之变、崛起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之变。中国之变主要来自“三个转变”:角色身份的转变、国际环境的转变、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百年变局的主线是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大国关系和矛盾转变中最关键的是中美关系的质变,由此引发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产生深远影响。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后冷战时期最重要的转型期和变革调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不断打破平衡重新组合,中美日俄大国关系更是处在活跃调整期。第四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也助推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演变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新变革、新调整、新转型,国际社会又一次站在了历史再选择的十字路口。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合作与对抗,单边与多边,开放与闭守,共赢与零和,大国对这些困惑究竟做出什么样解读和选择,攸关来走向,关系到世界发展的前途命运。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无论是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今天的选择将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经验将影响今天的选择,并将规制未来发展的历史演变和轨迹,也将对百年大变局的发展趋向产生重大影响。百年变局为世界的未来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政治经济格局异常复杂多变、乱局与变局、端倪与趋势、现象与本质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只要抓住理清贯穿影响始终的、带有全局性与结构性和基本主线脉络的世界变局要素,就可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进行“时与势”结合的宏观解读,论证分析产生变局的因果变量关系。百年大变局的核心要素与变量因素是东西方格局的重心之变,是全球治理的规则之变,是崛起中国与世界关系之变,是大国关系与矛盾之变,由此引发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产生深远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年底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所言,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以期透过纷繁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碎片化乱象,把握认识世界变局中内在发展规律和趋势性发展的脉络态势,争取中国的战略竞争主动权是当今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

  一、 百年变局:世界格局重心之变

  百年变局以来,国际格局面临大调整和大变革及大发展,处于深刻变革期和重要转型期。世界格局发展最鲜明的趋势性特征是,全球实力对比更趋于平衡成为国际格局的新态势。在新旧格局相互交替转换过程中,国际力量对比平衡持续呈现“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向,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逐步转向东西方平衡发展态势。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实力相对削弱,而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主体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全球多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初步形成,导致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心的平衡被打破,世界格局的重心在调整、转型、变革。欧美等西方国家独领和垄断世界政治经济数百年,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稳固在欧美地区,形成欧美国家长期主导国际事务的历史格局。然而,百年变局今非昔比,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乱象丛生,局势跌宕起伏,变与不变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频频再现。而亚太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快速,地区经济一体化势头方兴未艾,新兴国家在世界上所占有的比重逐年攀升,这一切表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发生结构性变动,美国的超强霸主地位受到历史性挑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转型。数百年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历经艰辛曲折,走了从分裂碎片到不断融合统一的过程。冷战结束了两极格局的对立对抗对峙状态,形成并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大市场,开启了以资源有效配置为主体的全球化发展格局。改变了二战后等级制的国际经济贸易分工体系,建立了按比较优势与市场规则,以及利益分配和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及价值链,这一国际经济环境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创造了相对平等的发展契机,分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有效经济发展载体和平台。经济全球化既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快速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也是世界格局重心转移百年大变局的根本驱动力。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决定着世界体系的整体运行机制及发展走向,国际格局的本质特征体现为美国的霸权政治。而当今国际格局已从一超独霸到一超多强再走向更加均衡的多极化,,这标志着国际格局重心转变的意义非凡。其转变的重要推动力主要是来自世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呈现的群体性崛起,而世界经济重心转变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增长来推动的。具体经济数字说明,2016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全球经济比重达38.8%,较2007年提高10.5个百分点;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22.4%,提高了8.8个百分点。”总体上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老牌的发达国家,按汇率法计算,这两类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近40%。近十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为拉动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阶段再增长提供了内在驱动力,特别是推动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群体的经济增长,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规模化,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近几年,各国政府和学界对世界变局的主流看法是,欧美老牌的发达国家日趋相对衰落,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断群体性崛起。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等许多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使数亿民众摆脱了贫困与疾病。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7.3%,一跃升到2017年约15%,增长幅度为8%左右,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国家,世界前三位的对外投资国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崛起改变了全球经济板块,正在实现对世界格局重心与国际体系及世界秩序的重新塑造。21世纪世界格局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东亚又是亚太政治经济的核心地带,美国为防范制衡中国的崛起也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东亚地区。“全球化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矛盾和竞争,概括地说是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的角度看,无论是奥巴马政府实行的重返亚洲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的“印太战略”,都可以从政治经济不同角度进一步印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与政治博弈中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印度洋转移。在由西方向东方转变过程中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摩擦”。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中国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奇迹,而美国对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秩序面临调整,尤其是中国发展壮大产生严重的战略焦虑”。随着世界经济格局重心的转移,国际关系和大国政治重心也逐步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区域,欧美国家的失落感与焦虑心态,必然呈现在“单极”与“多极”力量对比持续不断地较量争斗中。

  地缘政治的规律和本质是话语权政治、影响力政治以及资源配置权政治。世界经济格局重心的转向,是以全球战略重心为基础配置和导向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哪里,就意味着世界财富和资本与经济利益汇聚到哪里,并且大国的对外全球战略重心也必然转向哪里。数百年以来的经济大国崛起主要区域集中在欧美国家,当今世界非西方的群体国家经济崛起,第一次打破西方世界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经济的地位以及资本垄断全球的角色。新兴经济体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不可小视。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大国崛起,意味着百年变局中的国际格局发生最为重大的历史性转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将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定性为国际体系正经历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上百年的世界历史昭示看,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解释体系都是以西方学术界为主导做解读的,当今世界的话语体系也是以西方国家为导向思维创造的,发展至今其理论解释力和指导性还是存在一定局限性。随着非西方系列国家的经济崛起,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世界贸易和秩序规则的制度权诉求日趋迫切。这一切都集中指向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欧美西方世界的话语权与解释声誉及领导能力在急剧衰退,传统的既有国际格局面临整体性困境和群体性焦虑。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秩序暴露了诸多弊端和引发的政治社会动荡说明,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需要以东西方的新思维和新治理方式与治理理念去影响或引导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二、百年变局:全球治理规则之变

  世界正处在百年大变局的转型期,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也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是指国际社会通过一定制度和规则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组织或体系”。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重心的转变,已经成为引发全球治理规则调整变革的重要力量,并且逐步推动全球多边秩序的构建以及规则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化,基于多边主义规则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必然过程。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不断升级,民粹主义和脱离主义及贸易争端事件突出,导致了全球治理领域的进程碎片化、权力真空化、诉求多元化的现象频发,这就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和世界秩序面临新命题:究竟是继续沿袭欧美权力政治治理全球的模式,还是选择基于多边主义规则的全球治理新思路。百年变局下何去何从,其本质聚焦于这样几个战略考量:是确立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思维;是选择和走向未来新历程还是退回到传统治理旧模式。这些既关系到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议题,也关系到未来的全球治理规则,究竟是实行多边主义规则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包容聚合互利合作,还是退回到集团对立和阵营对抗以及零和游戏规则的状态。因此,“大变局下的世界,可能将是一种多中心、多力量、多角色的复杂格局”。多边主义是百年变局中全球治理规则的根本之变、核心之变、秩序之变。

  纵观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欧美国家一直是全球经济政治的重心地带,独领风骚几百年。欧美资本的扩张性催生了强权和霸权式的全球治理模式,武力战争和强权政治伴随着西方诸强国家推行全球治理的自始至终。西欧作为科技发展和资本扩张的先驱者,其率先领导了全球治理的道路和模式,它不仅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未来,而且改变了亚非拉地区的发展命运。非西方国家仅仅是全球治理过程的看客或被动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导致了两大矛盾的产生:一是全球治理主导国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二是主导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随之而来的就是血腥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本质是这些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这种全球治理的模式反映了西方国家的利益观、价值观和治理观。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不仅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而且也开启了冷战时期两个大国集团对抗与对峙和对立的基本格局。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世界不平等治理体系,以及不合理的国际治理秩序,是两大集团之间进行较量和权力博弈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标志着雅尔塔治理格局和冷战治理体系走向了历史的终结。两大阵营解体把美国作为不战而胜的神圣推到了世界权力的巅峰。国际格局从美苏两极争霸转向一超多强,为此,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方式决定着世界治理格局和运行机制的发展走向,全球治理格局的本质是强权与霸权为主导。由于冷战时期维护平衡的两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与此同时,一批中等经济规模的国家作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进入崛起阶段,并以不可逆势头持续性发展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倡导的合作、互利、包容、共赢新理念,不仅提升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机遇,而且凝聚了世界其他国家搭乘和分享经济共同发展的快车。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影响日趋扩大。

  从更深的层次看,由欧美西方国家主导的治理全球秩序的负面外溢效应日趋凸现。在全球治理的数百年历程中出现了各种新现象和新动态,这就是首次出现了由新兴经济体和中等经济国家为主体, 持续拉动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长繁荣;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亚非拉地区,产生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样的新兴经济体领导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特别是在非西方的东方国度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率先提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国家经济合作,并且建立“亚投行”国际投资经济组织。这就意味着当今世界将面临重大变革与调整,全球经济和政治治理方式将不断超越和日新月异。全球治理的多元主体在重组,全球治理的秩序在磨合,全球治理的议题在重构,全球治理的规则在变革。强权政治和多边主义规则是当下全球治理模式中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观。因此,西方世界的裂变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弱,全球治理道路的探索正在从美国单边主义强权争霸格局,逐渐走向多边主义规则的新型治理观。基于多边主义规则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其基本特征涵盖为三点:

  1.多边主义的内在规定性是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性和多元主体治理机制,以及多样化的全球治理形态、全球治理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百年之变。 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是促进全球化多边贸易和全球治理重要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是最为现实与合理的全球治理形态的选择,也是迄今为止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最为有效的治理机制。广泛参与的多边主义规则在百年变局中,再次成为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基准。在当今世界全球治理出现严重赤字的背景下,多边主义规则已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和推动全球治理供给的基本规则。从全球层面多边治理角度看,多边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已经势在必行,是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中发展的大趋势。“全球治理规则和理念加速演变”。二战后,以多边国际组织为核心主体的联合国,以及联合国隶属机构的多边性国际组织,在维护国家集体安全、世界维和行动、文明交流、协商合作、和平发展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实施了富有成效的行动。冷战结束后,G20集团作为全球性经济金融治理机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首次把新兴经济体大国和重要地区国际组织,纳入全球治理核心决策层的多边国际体制中。世界经济的三大板块欧盟、东盟和北美自贸区都是地区组织的多边制度安排,为世界和地区的经济合作繁荣提供了互利共赢的契机。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多边参与的产物,并且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国际经济合作和“亚投行”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机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所有这些都佐证了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价值取向,并且多边主义日趋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程看,21世纪初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到当今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乃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HB)多边金融国际组织。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曾经仅仅是多边国际组织的旁观者或是一个国际条约的被动接受者。当今的中国则是国际组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主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而且积极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及合作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在履行大国使命和责任担当中更有作为、更有实效。由此结论:中国要“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是迄今最合理的国际秩序形态。一种既基于规则,又积极鼓励多元主义、广泛参与、伙伴关系的新多边主义成为国际秩序的牢固基石,为世界打造一个和平合作坚实平台”。

  2.二战后形成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提供了战略稳定基础和国际秩序支撑。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共同构建的规则和秩序。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社会推动下日趋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2019年6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再次发出了支持多边主义的主流声音,践行多边主义是人间正道,稳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国际秩序的构建是历久弥新、常讲常新的命题。当今世界的国际局势又一次面临阴云密布、乱变交织的挑战与风险,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导致国际秩序和世界未来依然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如何践行多边主义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需要首先确立这样的基本原则,即国际秩序的构建要有规则和制度的保障,没有制度和规则也就不可能有稳定秩序。人类对未来的秩序选择总是基于对过去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各国政治家孜孜以求地探索国家间的相处之道和关系准则。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确立了主权平等原则,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欧洲陷入群雄征战的年代。200年前维也纳体系根据均势原则,对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重新塑造,但最终还是导致了军备竞赛和同盟对抗的格局,人类并为之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灾难深渊的代价。百年变局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新兴经济体持续崛起的国际环境下,西方主导的强权和霸权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究竟主张建设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格局,才能有效地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及繁荣,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才能有效地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国际秩序的本质内涵是维护国家与国家之间相处之道的游戏规则。稳固国际秩序不是要颠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以及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体系,而是要使这个秩序和体系更加合理公平,更符合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使联合国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基于多边主义规则、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准既是未来国际秩序改革完善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议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2019年7月8日在清华大学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大变局中的中国外交+使命与担当》演讲中认为,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现行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尽完美,需要改革完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融入国际体系,反映了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并非是对抗性的,而是合作互惠的”。中国为稳固变革国际秩序提供正能量,改革完善后的国际秩序应具备多边共存和共赢意识,同舟共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通,蕴意一致,符合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3.21世纪全球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科技创新发展也进入空前活跃期。 以人工智能、通信技术、 物联网等为基本要素的新兴科技领域正在不断深化,并逐步地向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商业各个领域全面渗透,而且还将会对国际政治议题转变乃至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也是催生百年大变局的重要考量之一,并且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规则制度产生深远影响力。科技创新革命4.0为世界未来和国际社会提供无限可能。从全球科技发展态势看,未来的全球商业经营模式和产业链条格局将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并不断呈现出新态势和新面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国家科技规划,积极抢占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先机和制高点。在今后的历史时期中,新兴科技革命在国家实力对比演变转型中,将会改变传统资本积累与产业科技相关的工业化国家崛起道路,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中等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实力提升领域将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领先优势。“从而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并由此导致整个国际关系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外交中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社会舆论碎片化趋向,造成外交政策制定更多地受到国内环境制约,国内因素在外交关系博弈中的权重和影响上升。这也是科技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出现新现象和新变化。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提高了整体生产力水平,推动世界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将影响国际经济格局为我们带来潜在经济安全风险,例如,发达国家垄断了科技要素改变全球产业结构与国际分工体系,资本与技术的深度结合促使新的财富分配不均,带来新的贫富差距,改变了就业的生产结构。因此,科技因素和科技创新为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配置带来新变化,既为国家利用外交资源决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为全球产业结构和财富分配带来新挑战。这一切变化和影响以及挑战最终是推动了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演变。

  三、百年变局:崛起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之变

  中国逐步走近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和世界舞台中央,这就意味着当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角色定位将发生深刻转型。中国与世界的战略互动不仅加快了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影响和再塑造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驱动全球大变局的核心主体力量。“中国无法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世界也无法摆脱中国发展的影响”。百年大变局的本质仍源于大国实力相对消长,导致新兴大国群体崛起的体系性变革,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已成为百年大变局的核心关键变量因素,中国推动世界经济治理变革、稳固多边规则的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多边国际机制和制度性权力的顶层设计,中国在全球战略引领者的新角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聚焦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此进入更加复杂和敏感时期。中国与世界大国关系彼此之间的战略互动,将进入全方位角逐和调整新阶段,围绕权力与利益再分配调整问题,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矛盾竞争趋向逐步显现,国家间关系相对稳定的合作周期也将面临终结。因此,把握诠释新一轮百年变局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主要应着眼于三大关键要素:中国的经济崛起不可逆性、中美大国关系与矛盾之变、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革。以这三个核心因素为要点透视国际大变局的内在发展规律,方能把握中国战略竞争主动权。

  1. 中国逐步走向和接近世界中心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大事件,中国将以什么方式崛起,崛起后又如何与世界相处,这将对世界的未来趋向和前途命运产生重大作用影响。“今日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走向世界中心,世界聚焦中国所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繁荣,中国在二者的战略互动关系中如何作为并与世界相处及互利共赢,这既是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战略设计和制度安排必然面临的抉择。每一代人都有其所面临的当代命题和时代使命及历史责任。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增长,中国进入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迅速崛起时期,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20多年前冷战刚结束不久,中国依然处在西方国家的强大政治经济压力下。“其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世界的2%。然而1/4个世纪以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国际影响力也逐步扩大。中国全面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稳固国际秩序,积极提出国际体系变革完善的新理念、新方案及新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地区与国际经济合作,近年来,中国的“主场外交”规模和规格层次越来越高,并且向世界提供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韬略,与世界共享处理大国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将展示的是正在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要将中国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统一起来,实行中国与世界的共存共享共赢。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型文明之路,展现了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多样性,并且破解了新兴崛起大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困惑难题。因此,中国逐步走向和接近世界中心有其历史的必然逻辑。

  2.守成与崛起大国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聚集。百年大变局内涵丰富、蕴意深刻,但归根结底归纳为一点,由于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其主线是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所有的情节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这对关系的演变”。世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各个大国之间力量对比消长演变的历史必然。当今世界的百年变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持续下降,美国霸权地位和绝对优势相对削弱。以中国为领军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和梯次性崛起。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舞台角色多样化,全球治理权力主体多边化,并且呈现大国力量对比南北均衡的格局。国际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世界多个经济政治力量中心初步形成。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战略博弈的实质看,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竞争博弈是百年大变局的核心驱动因素。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新兴的全球格局是冷战后美国主导的时代正渐近结束。特朗普执政后则更直白明确讲:“我不希望中国对我发号施令。”“可以说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即从合作与竞争并重的两手,转成了以遏制为主的‘失重’状态”。“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质变’。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做法,已经构成了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分析中典型的‘范式变化’”。由此可见,这就是当下美国面对中国新兴大国崛起的所想所为、所作所为,同时这也是美国全球强权霸权地位面临的冲击,还是国际社会不稳定剧烈动荡的重要根源。

  中美守成与崛起两个大国的未来走向令世人所关注。之所以成为全球聚焦点,这是由两个不确定的视角维度决定的。一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究竟能走多远?其对外政策背后深刻的内涵本质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随后又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二是中国经济崛起后是否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历史周期率?崛起后的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究竟要干什么?对防范中国的某些国家来说这是不确定因素。因为根据一般定律,世界性的权力转移是国际政治中,居于守成地位的大国与崛起中的大国实现权力的交替转换。对于秉承现实主义立场和思维定式的人,往往由此进行惯性推理得出结论:权力的转移必然导致强权战争和武力,这已经成为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300多年以来,世界性权力转移的基本常态。“未来中国在不确定的世界当中是确定的,而且处于上升态势”。因此,全球变革中的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是,“协调稳定的中美关系已成为现有亚太秩序的主轴”。如何在新一轮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结构性矛盾的权力转移过程中, 寻求制约强权政治和实现和平安全的新路。

  3.百年变局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关系变化主要来自“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角色身份发生了根本转变。百年大变局的核心之变是中国之变,由此引发了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二个转变,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全球治理结构重点以全球战略资源的争夺博弈,以及地缘空间的日益拓展而不断深入。特别是新兴起的网络、极地、深海、太空等为代表的科技前沿领域,助推全球治理新规则和新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走向纵深。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已成为推动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些转变必然要促进全球治理变革的演进和深化。第三个转变,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转变。每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首先需要把握认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历史方位及角色转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世界中心角色的实质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实现了从生存型到温饱型再到小康社会乃至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根本转变。因此,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角色转向,也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来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一,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如何与在中国周边地区还有着重大战略利益、并且居于世界权力中心70多年的守成大国——美国相处双边关系?“中国并非在主观上要与美国进行社会制度与国家模式竞争,但在客观上这种竞争是难以避免的。这是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背景”。其二,中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又如何与周边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群体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相处关系?其中涉及如何处理好大国关系、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周边关系、地区关系。这些都是崛起后的中国在处理与世界关系中绕不过去的新命题。其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又如何解决周边国家的安全忧虑、威胁压力和集体性焦虑心态。中国需要面对邻国不断挑起的“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权益争端”,崛起的中国面临“崛起困境”“安全困境”,如何管控分歧,管控冲突,管控危机。这就是中国与世界新角色关系中需要处理好的周边国家关系新议题。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定位、新角色、新挑战,是在以上三个转变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共赢发展的倡导者,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因此,在这样的百年大变局时代,中国在处理与国际体系和周边国家关系时,需要把握好四个平衡关系并保持合理的平衡区间。一是中国“和平”崛起与世界大国、周边大国对外战略的平衡关系;二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周边国家共同安全之间的平衡关系;三是中国引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与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的平衡关系;四是中国主张的以多边主义规则为主体的全球治理模式与美国主导的世界同盟秩序及同盟政治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国在处理与世界关系中,究竟应遵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规则和国际关系准则,以何种理念与思维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这其中涉及崛起的大国责任和使命以及形象再塑造问题。这是奉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崛起大国以“命运共同体”为统领,“为未来国际关系提供一种不同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中国式路径”。共生共存的全球利益观和国际责任观及全球治理观,开启了中国对外政策向新时代、新角色、新使命转变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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