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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与中国方案
2020年02月06日 22:52 来源:《学术前沿》2019年4月上 作者:庞金友 字号

内容摘要:面对百年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中国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开放、科技兴国、大国外交等战略,积极谋求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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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受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性发展、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升级、全球秩序格局结构性变迁,政治传播跨越性变革、公民价值观念根本性扭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代世界处于近百年来从未经历的大变局。进入21世纪,欧美各国的民主政治遭遇重重危机:政党政治乱象横生,极端政治普遍流行,多元文化主义陷入困境,社会分裂危机加剧,国家极化趋势明显。面对百年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中国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开放、科技兴国、大国外交等战略,积极谋求自身发展,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全力打造大国形象。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方案 经济全球化 地缘政治 全球治理

 

  当今世界,风云际会,矛盾丛生,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一方面,市场化、资本化、民主化、自媒体化、反全球化等思潮暗流涌动;一方面,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后物质主义、孤立主义等思潮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科技智能化、信息碎片化等现象前所未有地并存。从国内发展到地缘政治再到全球秩序,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俯拾皆是,渐成常态。“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固然意味着风险挑战加大,但也意味着世界发展出现新趋势、面临新机遇。”[1]国与国之间,联系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交锋。这些新变化是过去的百年甚至数百年里的人们从未经历,也无从想象的。然而,这恰是当下世界的真实场景与如实写照。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一些重要会议和重要场合多次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全面理解百年大变局的内涵与缘起,准确把握百年大变局中国国内政治、区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动向与趋势,正确看待当代欧美民主政治的危机与困境,从而合理谋划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格与特征,积极参与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调适与重组,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议题。

  百年未有的时代变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科学论断至少意味着三层意涵:第一,当前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是百年中国从未经历、从未遭遇过的;第二,当前的变革是内容广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变革”;第三,当前的变革将中国与世界同境同框,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各国一律平等。毫无疑问,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科技,从信息到技术,从观念到制度,从国内到国际,这场大变局涵盖之广、影响之深,堪称前所未有。

  第四次工业的颠覆性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升级是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现代世界不断前行的根本动力。自16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进入空前的创新时代。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的解放程度,生产水平的提升幅度,生产关系的变革力度,从根本上影响着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形式,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方向和轨迹。近千年来的文明起落、大国兴衰无不验证着这一逻辑。近代英国以科技为先导,首开工业革命,率先挺进蒸汽时代,最终成就“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当代美国则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在科技、信息、产业等领域实现了全方位突破,迅速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工业4.0、3D打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已蓄势待发。伴随着后工业化水平的迅猛升级,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加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劳资结构被迫转型,“高消费-知识附加值”的经济运行模式应运而生。这些全新的变化,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既是历史机遇,也是严峻挑战。谁能在以科技智能化为核心,以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大数据、物联网为特征和载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谁就能抢得先机,占据优势。

  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升级。人类正在昂首迈入一个由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共同型构的数字时代。“三者共同标志着人类新时代的三个侧面,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时代。网络侧重于描述人类社会乃至与物理社会广泛连接的状态,大数据侧重描述新社会状态下的内容形态和数字本位状态,人工智能则描述了新的社会创造物和广泛的机器介入的社会状态。”[3]而其中的人工智能可谓近百年来最深刻、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性进步。人工智能不仅彻底改变了传统产业模式和经济关系,也深度影响了当代人的生产和生活。一些在人们看来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观念、价值、规则、信条、机制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困境。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人工智能无时无刻不在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走入寻常百姓家,数字时代到来;50年代,网络技术迅速升级;60年代,芯片、激光和通信技术不断突破,互联网络、数据处理和智能机器飞速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作为沟通平台和组织原则的互联网开始大范围普及。人类的交往、交换和交流逐渐借助和围绕网络展开,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不得不面对网络的强势解构、重构和再构。网络时代宣告到来。伴随传感器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新型通信技术的深度开发和广泛利用,社会生活的数据规模呈几何级上升。2010年左右,大数据时代序幕拉开。以大数据为轴心,人类的数据处理、分析、应用能力大幅提升,随着超级运算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式算法的横空出世,人工智能领域的革命性进展让人目不暇接。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正在迎面走来。可以预见,智能机器将在未来的人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承担越来越多的功能,参与越来越多的关乎政治、法律和伦理的决策和行动。一旦人工智能突破奇点,成长为有独立判断、自我约束、自主行动的行为主体,那么人与机器的内涵与边界就要重新界定和书写。对于人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时代性命题。“人工智能领域是当前人类所面对的最为重要的深刻技术和社会变革,是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之后的新的人类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体层面维度的反映。人工智能在深刻改变人类物质生产体系的同时,也将深刻改变人类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4]如何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和挑战,如何解决人工智能正在或即将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难题和治理困境,从而确立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秩序,这既是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迫切的现实难题。

  全球秩序格局的结构性变迁。首先,国家间联系的空前紧密。近百年来,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由战争转向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倾轧转向协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相互竞争转向共同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应对诸如贸易规则、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反毒防恐等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突发性的全球性议题时,任何一个国家都已无法独自承担、独立面对,必须联手协作、共同处理。尤其是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使市场化、商品化、资本化和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为市场、双向投资,同时为彼此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经销地。“企业间、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和彼此依赖达到唇亡齿寒的程度。”[5]其次,新兴国家的强势崛起。100年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借助殖民体系和贸易规则,牢牢占据着世界秩序格局的中心地位,掌控着全球生产总额、贸易总额和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从属地位。二战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权,从此踏上了自主发展的康庄大路。进入21世纪后,新兴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跨越性发展,全球经济占比持续提升。截至2018年7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达80%,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额的40%左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12月的报告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额有望赶超发达国家,接近全球比重的60%。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将从欧美地区转出,移到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改型。百年来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一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重要规则、制度、组织和机制,都是在发达国家的主持和领导下制定、颁布并实施的。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体的迅猛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扭转,对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提出了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6]成员更多、涵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的G20(二十国集国)的贸易总额占全球的80%,GDP总额更占全球的90%,已然是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治理体制,甚至大有取代G7(七国集国)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金砖国家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对全球地缘和地缘经济格局正在产生重大影响”。[7]一切都在表明,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由发达国家完全主导转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联手共治的新型格局。

  政治传播的跨越性变革。进入21世纪,互联技术深度升级,社交平台开始普遍流行,信息技术和新型算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信息共享、智能分发和大数据为特征的自媒体时代到来,政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发生了跨越性的转变。首先,传播主体发生了变化。自启蒙时代以来,政治精英一直是时代的领军人物,他们高瞻远瞩,广大民众则是被引领、被启蒙和被教化的对象。随着选举权、话语权的转移,广大民众由政治的边缘和外围开始进入核心地带,逐渐占据甚至取代部分精英角色和功能。精英与民众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扭转。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欧陆民粹崛起,这三场“黑天鹅事件”就是明证。其次,传播格局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主流媒体一直占据中心地位,思想启蒙、观念转型和信息传播,全仰仗主流媒体自上而下的单向传递。然而,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每个人都是信息发布者,每条信息都是全球即时发布。一个水平无限延展、彼此趋近平等、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的媒体格局业已形成。这种传播格局更廉价、更亲民、更灵活、更富草根色彩、更具民意基础。再次,传播效果发生了变化。作为政治秩序建构的重要渠道和手段,政治传播的革命性变革,必将对传统政治秩序造成实质性的冲击,对政治秩序的形成、确立和转型影响深远。置身于信息时代的现代人,每天面对海量级的信息,根本无法全部阅读、吸收,只能依赖自己的既有观念、价值偏好,借助智能推送、熟人网络等有限渠道被动地获取信息,对于已获取的信息又无法辨别真伪,这种信息窘境使现代人越来越倾向同质化、封闭化、偏执化和极端化。“社交网络的使用者通过一系列对相异观点的筛选和过滤,进而通过在线社交网络的朋友建构机制,寻找与自己政见相同者,最终塑造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观点极化的社会网络。”[8]人们突然发现自己正在被当代政治传播推向一个高度便捷又极度危险的政治场境:轻松获取政治信息、自由选择政治社群的同时,自身的认知偏见、极端立场被不断强化和放大。最后,传播策略发生了变化。为了宣扬、引导和说服,各媒体在宣传内容上往往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在传播策略上也难免有所选择、有所回避。一些媒体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追求信息的时效性,迎合受众的各色口味,有时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和报道的客观性,甚至为了吸引眼球,故意捏造介于真相与谎言之间的“第三种现实”。这就形成了一种“后真相”现象。在后真相政治的框架下,事实和真相不再是媒体报告的中心,立场、观点、情感乃至情绪则粉墨登场并渐成主角。对于候选人来说,谁更有热情、更富创见、更具感召力,就会拥有更多的民众支持。后真相政治的水平越高,政治信任的危机越重,左右阵营的分化和对抗程度就越强,对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危害就越大。从某种程度来讲,后真相政治营造出的立场优先、话语专断、情感压制理性的舆论背景,与肆意喧嚣的底层民意、立场极端的社会氛围和偏执激进的利益表达相互纠葛,是推动当代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思潮疯狂生长和野蛮扩张的重要因素。

  公民价值观念的根本性扭转。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三者彼此依凭、相互促进。随着科学和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迅猛升级,欧美各国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物质空前繁荣的必然结果,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个全新的“后物质主义”随即出现。“后物质主义”既是一个社会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套价值观念。在后物质主义者看来,人身安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虽然必不可少,但相比而言,生活质量、精神价值和自我实现更为重要。他们将对权力和权威的追逐和敬畏、对家庭和宗教的维护和坚守、对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的传承和捍卫视为古老而陈旧的传统价值,他们更关注少数族群和外来移民的权利,更在意性别差异与伦理道理的界限,更看重生态环境和工作氛围的质量,更青睐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美满。这种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对西方文明影响甚巨。首先,对西方文明来说,“后物质主义”意味着它必须解决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甚至前现代文明同框同步的复杂境遇。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也率先跨入后现代化阶段。物质生活越富足,精神生活越丰裕,观念意识越多元,伦理道德就越宽容。结果是:身处后物质主义社会的人们对现代主义、西方文明越来越逐渐苛刻,反思与批判声不绝如缕,对非西方文明甚至前现代文明反而越来越宽容,同情与理解声不断泛滥。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为敌,但却向前现代文化伸出橄榄枝。”[9]这一反常逻辑在当下欧洲表现得淋漓尽致。宣扬多元、倡导宽容的欧洲人接纳了民族意识强烈、宗教信仰虔诚的某些移民群体,现在这些外来者开始无法容忍、难以接受欧洲本地人了。其次,对西方各国政府来说,“后物质主义”意味着它要同时满足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公民需求。后物质主义的精神需求是在物质需求高度满足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好的政府要在两个层面同时发力,任何一个层面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招致公民的不满。在全球经济动荡、竞争愈加激烈的时代背景下,这项任务即便对于传统发达国家也不易完成,更何况发展中国家?最后,对选民来说,“后物质主义”意味着他们对千篇一律的主流价值观和含混模糊的施政纲领不再感冒,他们更倾向那些立场鲜明、取向坚决、不拖泥带水的政党和主张。这就在更大程度上助长了政治极化的氛围和环境。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多维的、立体的、全球的。不论发展阶段、发达程度、经济形态、制度类型,各国全都被覆盖,无不身处变局之中。“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世界秩序重塑潜伏着失序乃至无序的风险,中国新时代遭遇世界大变局,外部挑战更趋复杂多变。”[10]当然,变局虽同,受上述差异因素影响,各国的影响后果、呈现形式、应对策略自然不尽相同。

  困境重重的的欧美政局

  百年回眸,当代欧美各国在前半个世纪始终在萧条、动荡和战乱中挣扎而行。二战后,复苏与重建的大幕终于拉开,现代化进程得以重启。不到30年的时间,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突飞猛进、发展神速。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行者,欧美各国的经济规则、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影响深远,一度甚至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典范和模板。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市场化、资本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深入,欧美各国开始遭遇困境:从福利国家危机到合法性危机,从政治信任危机到分配正义危机,危机此起彼伏,几乎覆盖了从国内政治到地缘政治再到全球政治的所有层面。进入21世纪后,危机继续升级。政党政治、议会政治问题不断,激进政治、极端政治强势兴起,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危机在加剧精英对抗、社会分裂趋势的同时,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国家极化现象。

  政党政治乱象横生。政党格局是政治生态的晴雨表。自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各国的政党格局可谓跌宕起伏、变幻莫测。一些持温和中间立场的主流政党逐渐式微、风光锐减,一些持极端激进立场的新兴政党迅速崛起、风头日盛,一些持摇摆模糊立场的中间党派则动作频频、伺机而起。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持续升级,“一党赞同的必遭另一党反对”渐成常态。“政治对峙在美国创建的时候就被纳入了国家体制之中,但近年来在华盛顿越演越烈。”[11]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一改往日的谦和审慎,要么明确支持自由主义,要么坚决固守保守主义,中间路线及立场则越来越不受欢迎。无论是民主党的保守派,还是共和党的自由派,在近期数轮投票中均惨遭清洗。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极分化已达“有史以来的最大值”。[12]左右两翼阵营的扩大,必然以中间阵营的萎缩为代价,其结果只能是“这两个政党的议员基本上分别组成了左翼自由派阵营和右翼保守派阵营,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期比较常见的自由主义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民主党人至2005年前后变得相当罕见”。[13]在欧洲,进入21世纪后,极左政党与极右政党同步崛起,开始形成相对稳定的政党联盟。寄希望于增加福利以赢取选民支持的“欧洲左翼党”和试图通过彻底断绝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往来以摆脱全球经济危机的“欧洲反资本主义左翼”开始在擅长的议会斗争和街头运动中大展手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将矛头指向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将其视为当前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并在意大利、法国、奥地利、荷兰和丹麦政坛稳扎稳打,积极参政。与此同时,新纳粹主义也开始死灰复燃。以德国新纳粹党为代表的激进派崇尚暴力手段与恐怖主义,仇视现存体制与规则,拒斥现行民主规则和政治体制;以德国国家民主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和英国国家党为首的温和派则采取温和策略,将重点放在稳步占据地方议会选举,争夺欧洲议会席位。这些都为欧盟政治的进一步分裂和极化埋下了致命隐患。

  极端政治普遍流行。所谓极端政治是指“在政治竞争中采取不妥协的立场,追求一种极端化的目标”[14]的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情境下,偏执、激进和暴力是王道,分歧、矛盾、敌对是主旋律,妥协、让步与协商只是无奈之举。不同的政党和候选人,在选举政治中,只是代表路线与策略的差异,彼此之间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而在极端政治中,则代表权力与命运的终极对决,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分歧、对抗本是美国两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当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势同水火的格局、对立持续升级的趋势、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动向已远远突破美国建国者们的初衷与底线。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医疗改革方案屡遭共和党阻击,而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和边境墙计划则在民主党的压力下几近流产。特朗普为了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履行他的保守主义使命,迎合底层选民的不满情绪和变革心理,无论是竞选策略,还是施政纲领,毫不掩饰自己对民主党的激进派、共和党中的建制派甚至包括整个联邦政府在内的官僚体制的失望与抱怨,毫不担心自己的过激言论和极端主张可能加剧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激进立场的普遍蔓延和社会文化的深度裂化。他还多次刻意强调,他代表的“沉默的大多数”是真正的人民,有色人种、外来移民、穆斯林、同性恋等群体则不在这个行列。不仅如此,“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争斗频繁,难解难分;而党内分歧,如共和党新保守主义者与茶党孤立主义者之间的裂隙,可能会同党派分歧一样削弱政府的力量”。[15]在特朗普主义的刺激下,共和党与民主党对抗持续加剧。仅2018年,美国联邦政府就被迫停摆三次,从而创下自建国以来年均停摆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记录。“政府停摆”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土安全部、运输部、内政部、农业部、国务院和司法部等9大内阁级部门以及数十个附属机构停止运行。为了摆脱困境,2019年1月15日,特朗普突然祭出“杀手锏”,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借以绕过国会调用更多经费修建边境墙。此举不仅将两党对抗推上了新的层级,更将政党政治引向新一轮的“宪法危机”。这种极端政治的持续发展,加剧了政党政治的极化,瓦解了共识政治的根基,诱发了否决型政体的出现,对总统的行政权威、国会的立法效率、选民的参政信心构成了致命的打击。

  多元文化主义陷入困境。以宽容、理解和吸纳为基本原则的多元文化主义一度被欧美各多族群国家视为解决族群问题的妙计良方。[16]未曾想,进入21世纪不久,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遭遇困境。从理论的角度,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存在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集中体现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立与冲突。一旦少数族群意识到与主流族群的差异,族群认同就会被反向放大和加强;一旦族群认同被强化,与国家认同的疏离、隔膜就会越来越严重。日益增强的族群认同,会将多族群国家推向一个两难困境:若强行同化少数族群,势必遭到少数族群的反对甚至对抗,而若放任自流,后果更加不堪设想。[17]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的矛盾激化,多元文化主义的这一内在缺陷日益突出而明显。从现实的角度,当前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引来了以移民群体为代表的少数族群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抱怨。无论是追求权利平等的英国,还是侧重文化认同的法国,抑或是关注社会福利的德国,大多通过法律和政策以确保外来族群的权利,但文化、种族、信仰或心理上的差异难以兼顾,被排斥、遭歧视的现象多有发生,游行、示威和街头运动此起彼伏。移民群体普遍的不满,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居高不下的高生育率,以及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事件,引发了欧洲社会各阶层对特定移民群体的深度忧虑和担心,沉寂已久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被反向唤醒、激活,恐怖心理和排外心理不断强化。[18]目前,虽然还不能断言多元文化主义在欧美的彻底失败,但至少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正在渐渐流失。一些持温和或多元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对这一政策失去信心。一些激进政党更是打着维护欧洲传统和文化的旗号,刻意强调异质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将特定移民群体视为欧洲价值和民主制度的敌人。

  社会分裂危机加剧。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社会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处于合作、协同的和谐关系。[19]20世纪90年代后,选民忠诚度开始下滑,政治冷漠逐渐流行。越来越多的选民选择冷眼旁观,放弃政治参与。随着选举政治的功利化、政党政治的世俗化和新兴媒体的普及化,欧洲各国主流政党“越来越只代表少数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中获益的大资产阶级、少数跨国公司资本家的利益,西欧政治转变为精英统治、富人民主”。[20]政党领袖们大多出身豪门,家世显赫。出于追逐权力和获取选票的目的,往往忽略甚至无视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重创欧盟经济、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分歧和动荡。为应对危机,欧美各国或推出巨额援助计划,或实行经济紧缩政策,但无法兼顾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就业问题。这些最终都促成了大众与精英的隔阂和对立。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和移民问题成为瓦解欧洲政治共识、加速欧洲社会分裂的直接诱因。被老一辈欧洲人无比珍视的一体化进程,对于年轻人来说只是一种旧日情怀。代际断裂乃至背后的价值分歧与文化冲突成为一体化的终极杀手。是否支持移民群体的不断涌入,如何看待穆斯林等特定族群,各国政府、政党派别、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是加剧欧洲政治分裂、引发社会民众分化的又一重量议题。人们越来越担心,这种分歧、分裂、分化持续发展,欧洲社会将被撕裂到何种程度?

  国家极化趋势明显。国家极化是指当代欧美因利益分配长期失衡造成贫富阶层两极分化,政治精英对峙决裂,政治观念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极端激进,进而导致意识形态分歧加剧,社会群体裂痕扩大,大众文化对抗升级,地区合作和国际关系逐渐孤立化和紧张化的政治发展形态。国家极化是当代欧美民主发展的最新趋势,是理解当前欧美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它既是经济极化和政治极化的深度扩张,更是社会极化和文化极化的双重累加,呈现简单而线性的演进逻辑和复合而显著的现实特征。“在矛盾叠加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个体或群体对所处现状和政治制度日益不满,倾向于接受和支持意识形态光谱中处于左右两端的思想,并不断分化,包括政党之间的极化、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极化、不同族群的极化等。”[21]国家极化现象的演进逻辑是:分配失衡和收入差距首先造成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这种经济极化容易精英分化、政党分化和意识形态分化,最终导致社会的分裂和文化的冲突。当前欧美各国国家极化现象虽然程度不同、形态各异,但整体来看,由经济到政治,再到社会和文化的多维度、多层级的复合性极化是当前国家极化的显著特征。国家极化内含强大的破坏力、解构力和重塑力,对欧美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和未来政治走向影响深远。

  当代欧美民主政治的危机与乱象,既不意味着以普选、代议和多数原则为核心特征的西式民主的彻底失败,也不代表着非西式民主的任何追寻和探索都必然成功。盘点这些危机与乱象的意义在于:第一,当前欧美民主政治呈现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政治特性,民主越发达,问题越多,危机越严重。换句话说,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是现代西方民主的“富贵病”。第二,现代西方民主若不反思、不调整,依旧沿着当前的路线和方向走下去,会遇到更多的问题,甚至可能走不通。第三,欧美的民主实践不是实现现代政治价值的唯一路径和制度形式,探索不同于当代欧美的现代化路径和民主模式,是完全可能的。

  应对百年大变局的中国方案

  过去的百年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绝对是天翻地覆的。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不懈努力,促使我国在经济、贸易、国防、科技、信息等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国家综合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国家、人民、军队的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改革开放短短40年,中国以空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科技创新程度,实现了全方位的迎头赶上和特定领域的弯道超车,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道路的可行和中国模式的可靠。中国业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参与者和贡献者,并努力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合理、更公正、更规范的方向发展,向国际社会积极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22]“三个前所未有”清晰地描绘了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基点。面对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当代中国又该如何走好发展之路呢?

  坚持稳中求进战略,积极谋求自身发展。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发展同时面临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两套发展体系的冲击与挑战,必须解决更集中、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难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全球经济普遍下滑,世界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代背景下,确保经济发展稳定、维持经济发展安全是必要而紧迫的。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平稳、有序,就业、物价、投资、金融等领域未见大幅波动,高杠杆和泡沫化类经济风险有较大缓解,只要保持忧患意识、精准研判、妥善应对,保持经济发展在合理区间内是没有问题的。只有维持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化,社会变革的稳步推行,文化生活的繁荣发展,走稳中求进、稳中谋发展的战略,才能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才能更从容地应对大变革时代的到来。

  坚持科技兴国战略,全面提升综合实力。科技就是动力,科技就是实力。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层次,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未来中国是否可以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而这个经济基础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和能力,取决于科技创新的力度和幅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3]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战略是各国的核心发展战略,每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发展科技。中国能否在新科技革命中拔得头筹、力挽狂澜,就要看科技发展战略是否定位准确、科技创新机制是否行之有效、科技人才队伍是否配置合理。

  坚持改革开放战略,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当今世界是一个紧密联通、相互依存的一体化进程。2018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2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日之中国,更没有明日之中国。改革开放决定着当代中国的未来命运,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即便前行道路上必遇艰难险阻、诸多困境,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难题也会层出不穷,甚至外界对中国的崛起猜疑不断、阻力重重,我们仍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欧美发达国家曾是经济全球化的首倡者。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欧美在全球商品和贸易体系中的领先优势丧失,相对利益受损,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体则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为了改变这一窘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掀起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浪潮,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以贸易保持主义代替自由贸易原则,不断退出各类国际组织,甚至威胁退出WTO。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必须有所作为、有所担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继续向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政策沟通与经济合作,主动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此基础上,通过有意识、有计划地调整和完善国际规则,积极构建面对未来的战略机遇期,从而以更开放、更主动的姿态融入并带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与此同时,面对世界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必须采取积极战略,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等新一轮高端重大战略的筹备与实施,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度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努力加强与世界各国在多边框架下合作,努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努力建构更高层次、更高规格、更高目标的经济开放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和包容、更加普惠和共赢、更加平衡和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坚持大国外交战略,全力打造大国形象。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对外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中国的塑造力和感召力也在日益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开始有所疑虑、有所怀疑、有所戒备。中国现在是推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但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博弈较之过去更趋复杂,大国之间竞争加剧,国际协调的难度不断加大。再加上,当前欧美各国奉行单边主义,反全球化浪潮暗流涌动,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风头日盛,全球治理呈现明显无序化与碎片化。对此,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国际角色的变化,既要保持战略谨慎,又要拥有足够自信;既不能急躁冒进,也不能瞻前顾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新时代的大国外交,全力打造新型大国形象。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比以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更复杂、更艰难、更具挑战性。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要想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发展目标,必然面临既定规则、传统格局和老牌大国的压制和束缚,既要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又要避开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既要维持主权的独立性和民族的认同感,又要面临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强势发展和分权倾向。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中国必须主动谋局,积极筹划。对于国内发展,要全力发展经济、加大开放力度、继承传统文化、强化科技强国战略;对于地缘政治,要加强沟通与往来、打消相邻诸国的担忧和顾虑、建立互利共享的发展机制,同时,利用“一带一路”加强与非西方国家的互动;对于国际政治,要立足长远、合理布局,妥善处理与老牌大国和传统强国的关系,求同存异,以最大公约数原则调整、完善国际规则,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为最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旧局中寻找破局之法,在乱局中谋求解局之道,在变局中筑造新局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再次指出:“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5]当“学习大国”,是应对这一“大变局”的最佳方案。这既是对国际变局新动向、新趋势的跟踪与把握,更是对国家治理新现象、新问题的回应与对策。面对百年大变局,新时代的中国人任重而道远。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新兴学科培育与建设计划资助项目和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当代西方国家理论最新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SJCXZ180305)

  注释

  [1]张蕴岭:《在大变局中把握发展趋势》,《人民日报》,2019年3月15日。

  [2]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23/c_1123025806.htm,上网时间:2019年4月12日。

  [3]何哲:《通向人工智能时代》,《电子政务》,2016年第12期,第3页。

  [4]何哲:《通向人工智能时代》,《电子政务》,2016年第12期,第9页。

  [5]王俊生、秦升:《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机遇》,《红旗文稿》,2019年第7期。

  [6]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998648,上网时间:2019年4月12日。

  [7]王俊生、秦升:《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机遇》,《红旗文稿》,2019年第7期。

  [8]陈福平、许丹红:《观点与链接:在线社交网络中的群体政治极化——一个微观行为的解释框架》,《社会》,2017年第4期,第231页。

  [9]丛日云:《西方文明的困境——后物质主义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第37页。

  [10]陈向阳:《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的应对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1期,第2页。

  [11][美]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邵杜罔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04页。

  [12][美]麦卡蒂、普尔、罗森塔尔:《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13]周琪、王欢:《值得关注的美国政治“极化”趋势》,《当代世界》,2011年第4期,第24页。

  [14]王希:《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17页。

  [15][美]查尔斯·A.库普坎:《治理鸿沟: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寿春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5期,第33页。

  [16][美]威廉·A·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佟德志、庞金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6~144页。

  [17][美]劳伦斯·哈里森:《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王乐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绪论”,第3页。

  [18]鲍永玲:《欧洲难民潮冲击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危机》,《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70页。

  [19]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 S. Electorat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August, 1998, Vol. 60, No. 3, pp. 634-652.

  [20]张莉:《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世界知识》,2011年第18期,第38页。

  [21]史志钦:《多重危机下的欧洲政治社会极化趋势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2月上,第7页。

  [2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808/c1001-29457729.html,上网时间:2019年4月12日。

  [23]习近平:《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 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019361,上网时间:2019年4月12日。

  [24]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269703,上网时间:2019年4月12日。

  [25]习近平:《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497657,上网时间:2019年4月12日。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政治学会理事)

作者简介

姓名:庞金友 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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