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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概观
2020年02月07日 08:17 来源:《文学遗产》2019年5期 作者:傅道彬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以“新中国学术”的建立为历史背景,分析七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按照“新中国学术”建立期、文学本体回归、学术规范建立、新世纪的总结与贯通气象四个时期,来描述先唐文学研究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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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以“新中国学术”的建立为历史背景,分析七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按照“新中国学术”建立期、文学本体回归、学术规范建立、新世纪的总结与贯通气象四个时期,来描述先唐文学研究的历史轨迹。1949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实现了从理论先行到文学本体、从方法突破到学术复归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学术风格和独特方法的研究领域。新世纪先唐文学研究则具有总结式文献整理、多卷本文学史编写、历史与文学方法的贯通、出土文献和海外汉学的影响等鲜明特点。

  关键词:新中国学术 本体回归 沉潜规范 总结贯通 古典学

  作者简介:傅道彬,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诗可以观》等。

   

  先唐文学是指唐代以前的中国文学,一般文学史往往将其又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三个时间段。先唐文学从原始社会出发,至六朝结束,是中国文学最漫长的一段历史。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不仅在创作上建立了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也在思想理论和审美风格上为中国文学开辟道路、规定历史的发展趋向。后来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都得到先唐文学的滋养哺育,因此对先唐文学的研究不仅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也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高度。

  1949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实现了从理论先行到文学本体、从方法突破到学术复归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学术风格和独特方法的研究领域。沿波讨源,追溯新中国七十年的先唐文学研究历史,梳理先唐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对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历史,提升古典文学研究理论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1949—1976:“新中国学术”建立期的先唐文学研究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学研究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实现了从民国学术向新中国学术的转变。新中国学术转变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胜利,也决定了这一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成为文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当时,不仅一批年轻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一批老一辈的学者也普遍放弃传统的思想方法,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郑振铎、游国恩、刘大杰、陆侃如、郭绍虞、谭正璧、朱东润、高亨等,都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解读中国文学,为从民国学术到新中国学术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解释中国文学的起源,成为先唐文学研究的思想亮点。在文学起源上几部流传广泛的中国文学史,如杨公骥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詹安泰等人合编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等都以马克思“劳动创造了文学”,解读文学的原始发生,如古老的《弹歌》《葛天氏之乐》等原始歌谣以及鲁迅杂文中的“杭育杭育”的观点,成为论证中国文学起源的基本材料。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是杨公骥的《中国文学》。比起一般浮泛的理论的生搬硬套,杨公骥更侧重在文学(主要是诗歌)的内部寻找劳动起源的决定因素。我国上古诗歌以四言二拍子为经典结构样式,例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伐木/丁丁,鸟鸣/嘤嘤”等,基本上属于“一反一复”的原始诗歌节奏。而对于这样的节奏特点,杨公骥却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杨公骥认为,原始诗歌的节奏形式与原始劳作的节奏韵律是一致的。劳动动作一般也是一往一来两个行动组成,以打夯为例,举起时用力轻而无声音,下去时用力重而有声响,音响发生在第二个行动之尾,也就是劳动节奏的二拍子之尾,所以原始诗歌大多也是二节拍之尾押韵[1]。在寻常的艺术结构形式中,寻找到劳动的深刻影响,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学者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度。

  以社会批评的眼光解释先唐文学现象,是新中国建立前十七年的普遍方法。社会批评方法的积极意义在于不拘泥于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将文学现象放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中解读,以时代的阶级的眼光审视文学,对文学做出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分析。虽然社会批评方法的滥用,会淹没文学研究的本体意义,但是比起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细琐拘谨,还是开阔了境界,显示了理论的逻辑力量。这一时期的先唐文学研究大致有了这样的固定结构,对一部书、一个作家、一个时代、一种现象,进行时代的、阶级的、思想的、生活的、创作风格的阐释。尽管有某种公式化的僵化现象,但还是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意义的学术成果。余冠英的《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等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读经典,产生了普遍的积极的学术影响。这一时期的先唐文学研究,一方面在理论研究上别开生面,有了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也注重坚持古典文学研究的人民立场,注重向大众普及文学经典。《诗经选》《左传选》《楚辞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等先唐经典选本的出版,面向普通读者,有力推动了古代经典的普及和传播。

  这一时期的先唐文学的研究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一样,突出强调了政治化的特点:第一,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将社会矛盾理解为两个阶级阵营的冲突,一部文学史被描写成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二,坚持了民间文学本位的立场,强调民间文学的主流正宗地位,一切民间的远离宫廷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都是值得肯定或优秀的,在对《诗经》中的《国风》、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等大力赞颂的同时,却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创作表现出某种政治上的苛求;第三,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艺术创作上将先唐文学简单划分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而突出强调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意义,对中国文学的形式探讨尤其是六朝文学在形式方面的艺术探索,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1949—1976年的先唐文学研究,尽管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是我们仍然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新中国学术体系的初步建立。新中国学术建立之初以批判精神为引领,力图彻底摆脱旧有学术的影响,造成了某些方面与传统学术品格和规范的疏远。而事实证明,守正出新——真正的创新必须守正,新的学术精神必须在传统的土壤上建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守学术阵地,支撑起新中国学术的大厦。高亨、李镜池的《周易》研究,余冠英、孙作云的《诗经》研究,杨伯峻、徐中舒的《左传》研究,郭沫若、何其芳的楚辞研究,杨公骥、公木的先秦文学史研究,李长之的《史记》研究,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逯钦立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艰苦求索,不仅为先唐文学的研究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也成为整个新中国学术创立期的重要部分。

  这一时期的先唐文学研究总体上表现出理论先行的特征,也留下了重视政治阐释、思想解读而缺少艺术批评、审美欣赏的先天性缺憾。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学者们还是构建了新中国学术背景下的先唐文学研究的新的格局,呈现出新的思想和理论气象。

  二 1977—1990:先唐文学研究的文学本体回归和方法论热潮

  先唐特别是先秦是中国文学的经典时代,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的建立,构成了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文化景观。雅思贝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2]按照雅思贝斯的观点,每当历史的转折时期,总是要从重新阐释经典开始,激活传统的力量,重燃轴心时代的火焰,照耀前行的方向,获得前行的力量。以六经为代表的文化经典的成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历史趋向,因此每当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都要重新阐释经典,在经典阐释中激活新时代文艺的思想火花。

  1977年12月《人民文学》和《诗刊》编辑部刊发的《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引发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诗要用比兴”的话题被重新提起,《诗》《骚》的“比兴”传统成为先唐文学的研究热点,也成为形象思维问题的理论基石,进而带动了古典美学热和文化热的兴起。钱锺书1978年完成了《管锥编》这一学术巨作,而从《管锥编》中《周易正义》(27则)、《毛诗正义》(60则)、《左传正义》(67则)、《史记会注考证》(58则)、《老子王弼注》(19则)、《列子张湛注》(9则)、《焦氏易林》(31则)、《楚辞补注》(18则)、《太平广记》(215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77则)的基本内容来看,除《太平广记》外,实际内容几乎都是对先唐文学典籍的阐释。《管锥编》是传统的,整部书用文言写成,写法也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笔记形式;而他的眼光是世界的,体现了钱氏一贯追求的“打通”原则,连接古今,沟通中西,《管锥编》因此成为先唐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1980年11月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了《诗可以怨》的演讲,以孔子的“兴观群怨”和《诗大序》的“治乱之音”以及司马迁的“发愤之作”为理论基础,系统阐述了中西诗学普遍存在的“诗可以怨”“愤怒出诗人”的理论主张[3]。如果我们联系一下当时中国“伤痕文学”的历史背景,明显可以看出钱锺书的这一理论是在为“伤痕文学”作理论支持。

  从1977年到1984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即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阶段”[4]。让文学回归文学,摆脱文学对政治的简单依附,是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理论热点。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是研究古典美学的著作,但却因为其对古典艺术“有意味的形式”的深刻分析和灵动优美的文笔,发时代先声,超越美学领域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形象思维讨论过程中,一些被忽视的古典艺术创作术语如风骨、气韵、气象、意境、兴趣、意象、神思等理论术语,曹丕《文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等理论著作,不断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周来祥《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从意境谈起》(《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通过对意境理论的认真解析,认为自殷周以来,中国古代的艺术理想是古典主义的“和谐”思想,表现出回归文学本体的理论追求和探索精神。裴斐在传统的“诗言志”理论之外,另辟蹊径,将目光对准更注重抒发个人性情的“诗缘情”理论,分析古典诗学的意境、想象和个性,《诗缘情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本体理论的代表性成果。如果说黄保真、周来祥、裴斐等学者对意境、意象、诗缘情的探索偏重的是理论层面的话,袁行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则更多从中国诗歌的实践层面,分析意象、意境等艺术方法在古典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依据这样的艺术方法分析屈原人格美及诗歌艺术美,探索陶渊明诗歌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和自然美的追求。一些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对《周易》《尚书》《春秋》《礼记》等文化经典进行文学意义上的研究,如胡念贻《〈尚书〉的散文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黄寿琪等《周易对立、变化、创新思想中的美学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等已经开始倡导并实践着对经学的文学解读。

  先唐文学研究与上世纪80年代的整体学术一样也经历了方法论的变革,方法论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先唐文学的研究,扩大了先唐文学的研究视野。方法论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从哲学领域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引进,方法论问题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系统论、控制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原型批评、符号学、精神分析、阐释学、接受美学等人文思潮,五光十色,各领风骚,极大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形成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观。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从狭隘封闭的一隅扩展到世界,古典文学研究因此有了世界目光。这些理论也在先唐文学研究中得到积极反应,许多学者尝试着用西方理论解释先唐文学现象,取得了一定成绩。萧兵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楚辞,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借助宗教学、神话学、人类学的理论解读《诗经》创作理论;一方面他们承接五四以来闻一多式的文艺批评方法,另一方面吸收新的理论和学术成果,显示了新方法、新理论在先唐文学研究中发挥的进步作用。系统论研究法是上世纪80年代初方法论热潮中最早被文艺理论界引入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当时流行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所谓“三论”本质上就是系统科学,即强调对象的整体性、关联性考察。金开诚运用系统论方法对屈原作品《少司命》的研究,显示了新的研究方法的生命力。林兴宅的《艺术魅力的探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利用系统论理论,借助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等理论成果,对《诗经》中的《将仲子》《蒹葭》、楚辞的《离骚》以及曹操的《短歌行》的篇章进行美学分析,多有创获,有耳目一新之感。心理批评是最接近艺术精神的批评方法,20世纪初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都将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王锺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力图以诗歌的演变勾画一个时代的民族心理变化,建立“民族文化—心理”这样一个文学史进程的动态结构;本书再版时还在封面的书名上,特别标注“四百年民族心灵的展示”来提示读者,显示出作者以文学艺术描绘民族心理的自觉努力。

  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方法变革的同时,先唐文学经典著作专门化的研究倾向越来越清晰。《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等各自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力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学会,学术影响不断扩大。以楚辞学研究为例,1984年成立了中国屈原学会,形成了强大的楚辞学研究队伍,游国恩、姜亮夫、汤炳正、陈子展、林庚、马茂元等老一辈学者大旗高擎,导夫先路;当时的中青年学者萧兵、金开诚、赵沛霖、戴志钧、潘啸龙、赵逵夫、周建中等步其踵武,硕果累累。有人统计,整个上世纪80年代出版楚辞学著作百余部,研究文章三千余篇,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学术的繁荣盛况。在思想解放的思潮中,一些学者对汉大赋、魏晋南北朝形式主义诗学,甚至宫体诗都提出了重新评价,认为宫体诗“标志着人们对形式美的感受力与表现力空前精微和发达”[5]。尽管这样的思考难免引发争论,但却意味着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宽。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则注意前人之源如何成为后人之流、前一阶段出现的新现象如何在后一段成为普遍的现象,因此能够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制度等外因论述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及初盛唐各个历史时段的诗风特点及其演进的阶段性。

  从1977年到1990年的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方法论热潮,尽管留下许多为人诟病的地方,却能为一代学者廓清迷雾、开辟视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位制度的设立,为古典文学研究聚集了研究力量。一大批硕士、博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理论学习,渐渐成为学术的中坚力量。现在活跃在先唐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绝大部分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滋养,他们的成长得益于时代大潮的托举。

作者简介

姓名:傅道彬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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